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袁艺富灯网
回望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中国人民万众一心，自发组织起来，从天上到地下，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抵抗网络，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既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又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要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谋划和领导战争，动员全国军民，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在这一伟大斗争中，中国青年展现出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精神，他们不仅在思想上主动接受锤炼，更在专业技能上刻苦训练，于烽火硝烟中淬炼青春，锻造对抗敌寇的铜墙铁壁。
课本与学校
战地中的思想武装
在北京市档案馆，一份1941年晋察冀军区翻印的《八路军军人必读》格外醒目。泛黄的纸张承载着当年无数青年战士的思想印记。当年，他们对照这份教材，在思想上主动接受训练、提高认知。教材共24课，内容涵盖革命身份、拥军爱民、坚持抗日、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核心问题。它正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广大青年官兵进行系统化思想教育的生动见证。
抗战馆主题展览用蜡像雕塑一比一还原白求恩救治伤员场景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老百姓踊跃参加，“父母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比比皆是。不过，这些穷苦人家出身的子弟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思想认识更是有待提升。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组织有针对性的学习、开设特色课程、制作教材等方式，提高青年官兵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从前线到后方，数百万官兵在战争和工作间隙见缝插针地开展学习，整个部队如同一所战时大学校，不仅让干部和战士提高了综合素质，也激发了部队的斗志。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特别是其中青年农民骨干的教育。抗战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加大教育投入，普遍开展群众教育工作。针对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他提出“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培养农民的民族意识。例如，当时陕甘宁边区教育就十分注重理想信念和民族意识的培养，形成“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目标。
中国共产党坚持边战斗边育才，明确了党管干部原则、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批军政兼优、能征善战的优秀干部在战争中淬火成长。
更高级别的思想熔炉，当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及其后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一大批青年被培养成出色的抗日军政干部奔赴一线。“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校歌，正是抗大学员用生命诠释的铮铮誓言。
毛泽东曾亲自在这里为学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哲学和军事课程。学习军事技能的同时，学员们也在紧抓政治课程，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磨炼意志，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一切挑战。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大”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满怀救国热忱的中华优秀青年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聚于此，共同探寻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真理与道路。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校办学，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院校，为我军培养了近20万名各级各类青年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
地雷与雄鹰富灯网
战火中的技能锤炼
刀靠磨，钢靠锻，能打胜仗要靠练。面对强敌，中国青年战士深知仅有思想觉悟远远不够，必须掌握过硬的杀敌本领。他们抓紧一切机会，在实战中学习，在训练中成长，从基础的军事技能、战术运用，到复杂的武器制造、飞行驾驶，历经千锤百炼。
向实践问策，在人民战争中创新。抗战期间，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地涌现出众多行之有效的战法。广大农村青年民兵在实践中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等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术，让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1942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号召运用“麻雀战”“地雷战”打击敌人，在华北掀起了“地雷热”，达到“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的程度。青年们甚至蒙眼练习埋雷技术，从早练到晚，村中男女老少都在学习制造地雷。
经过广大抗日军民充满智慧的创造，这些被称为“铁西瓜”的地雷不断丰富、发展和演绎，成为品类繁多、蔚为大观的武器家族：如包含多个触发和拉发引信的“胡子牌”地雷、专打敌人指挥官和骑兵的“空中绊雷”、内部硫酸翻转就会流出引燃炸药的“土化学雷”……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和战术极大增加了抗日军民胜算，加速了日寇灭亡。
仰望苍穹，也是热血战场。战斗机飞行员在云霄中战斗、在长空中搏击，无数空中骄子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战歌。在抗战爆发初期，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当时，空军飞行员主要来自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为提升学员素质，中央航校聘请了美籍、意大利籍飞行员作为教官，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飞行员选拔与培训机制。
入校后，学员们要学习理论知识，之后视情况被分为驱逐组、轰炸组和侦察组，并分别进行专业训练。从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到实战训练、无线电通讯等军事技能，他们都要系统学习，并定期考试淘汰。正是在这种严苛的专业训练之下，大量年轻的飞行员冲天参战，并涌现出一大批令敌寇闻风丧胆的空战英雄，如在抗战初期击落过三架以上日机的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刘粹刚等等。
整个抗战期间，中央航校培养的约1700名飞行员英勇作战，共击落日机超过1200架。他们殉国时平均年龄仅23岁，用生命践行了“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的校训。
在这支空军队伍中，有不少年轻飞行员来自西南联大，而这所在战火纷飞中组建的大学更是在其他领域培养了大量优秀战士，“八百学子从军”成为抗战教育史上的壮举。彼时，莘莘学子目睹山河破碎、同胞受难，毅然投笔从戎：百名西南联大青年被选拔参加译员训练班，在中美军事合作中承担关键翻译；有的被派往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训练基地，学习武器操作、汽车驾驶等军事技能；有的前往敌后战场从事游击战；有的在军工厂发挥专业所长……他们将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外语和专业技能，迅速转化为服务抗战的实战能力。
跨越国界
向外求教拓宽视野
虚心向专业人士和国际先进经验学习，是中国抗战青年提升专业技能的重要途径。抗战期间，众多国际友人及国际组织在军事技术、物资、医疗等方面援华，也为中国青年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窗口。
医疗战线上，1938年6月，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率医疗队抵达晋察冀军区。时年26岁的青年军医游胜华被指派协助白求恩。他不仅担任手术助手，也负责白求恩的安全与生活，更抓住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英语，并在手术实践中潜心观察学习白求恩的高超医术。他进步神速，被白求恩誉为“我最满意的外科医生”。面对部队医疗力量紧缺的问题，游胜华积极建议并参与组建战地流动医疗队，采用“小集中和巡回示范”方式，培训各分区卫生干部外科技术，显著提高了军区整体医疗水平。白求恩不幸逝世后，游胜华挑起大梁，继续救死扶伤，成为我军医疗战线的重要骨干。
将视线转向东北，有一支让日本关东军恨之入骨的部队——东北抗联教导旅，它以东北抗日联军为骨干，由中苏朝三国官兵共同组成。这些战士在苏联开展现代化军事训练和特殊技能学习，学爆破、能伞降、会侦察、敢攀岩，被称作东北抗联的“特种部队”。尽管驻训在苏联境内，但东北抗联教导旅依然不断派小分队返回中国东北，坚持对日游击斗争，为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彻底灭亡、全面收复接管城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白山黑水间写下了不朽史诗。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回望抗战烽火，在极端复杂严峻的环境中，无数中国青年以高度的自觉，在思想上主动武装，在技能上刻苦锤炼。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专业化思想与技能训练，使一代青年得以“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凤凰涅槃，不仅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人才与能力基石，更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丰碑。
·故事·
战时青年训练班 革命青年的熔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更是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1935年，日本对华北进行渗透和“蚕食”，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深重。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大批有志青年积极响应，他们从四面八方奔赴陕北、投身抗日洪流。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10月11日，青训班第一期正式开班。随着学员规模迅猛扩大，第四期时迁至安吴堡，并正式定名为战时青年训练班。
“柏树林，好课堂，蓝天搭帐山作墙。学习为抗日，熔炉炼纯钢。”这首朴素的歌谣，正是青训班精神的生动写照。这座革命熔炉，通过严格筛选吸纳八方青年，以炽热的信念与系统的训练锻造栋梁之材：思想铸魂，系统开设政治常识、民众运动、游击战术、西北问题等核心课程，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军事砺刃，紧密结合抗战实际，开展武器使用、行军宿营、战略战术等实战化军事训练。实践淬火，设立地方工作科，组织学员利用假期深入农村、集市，开展社会调查、排演抗日戏剧、传唱革命歌曲，将党的抗日主张播撒到群众心间。因材施教，根据学员背景与培养目标，分设研究班、妇女连等多样化连队班组，实现精准培育。
青训班的学员构成堪称时代缩影：从目不识丁的工农到海外归来的学子，从普通士兵、工程师到军官、党部委员，乃至赤诚报国的华侨青年……熔炉之中，身份各异，报国同心。结业学员由组织统筹安排，奔赴各条抗战战线。至1940年4月奉命撤回延安，安吴青训班举办14期，组编127个连队，培养逾1.2万名青年干部。他们如同淬炼而出的钢刃，为民族解放注入澎湃的青春力量，铸就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不朽的丰碑。
“爆破大王”于化虎 地雷战令日军丧胆
“不快把鬼子赶出中国，我死不瞑目！”目睹日寇在家乡的累累暴行，山东海阳青年于化虎立下了这血泪誓言。于化虎素有“爆破大王”之称，他在实战中研究出了“真假雷”“夹子雷”“连环雷”等30多种地雷战术，让日军陷入地雷战的天罗地网。他也是家喻户晓的电影《地雷战》中主角赵虎的原型之一。
1941年，于化虎加入了家乡的民兵组织，但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武器资源匮乏，没有枪支弹药，难以抗衡装备精良的日军。铁雷虽然好，但数量稀少，又缺乏制造铁质地雷的原材料。当时，作为民兵队长的于化虎就开始琢磨，能不能用本地漫山遍野的石头来做文章。靠着不气馁的钻研劲头以及过人的动手能力，于化虎带领民兵参照炸山采石、打眼装药的原理日夜钻研，很快就制造出取材方便、杀伤较大的石雷。
这些地雷的威力在实战检验中得到了证明。1941年秋，于化虎将大地雷埋设在墨石硼路边的石堆里，使得11个敌人命丧黄泉。从此，“活雷化虎”威名传遍胶东。1943年5月，日伪军100多人偷袭文山后村，于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边埋下70多枚石头拉雷和绊雷，采取“不见鬼子不挂弦”的战术，炸死、炸伤17个敌人。几天后，他又在村子周围布下数百颗自制地雷，再次诱敌深入，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
1944年，于化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胶东军区委派他到烟潍线给民兵骨干传授制雷、布雷技术，开展历时四个多月的地雷战。他倾囊相授制雷、布雷技术富灯网 ，培养了大批骨干。到抗战胜利为止，他培养出来的爆炸模范仅三个地区就有20多名，会使用五种以上地雷的爆炸手达1400多人，通过技术培训极大增强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力。1945年，胶东军区授予其“爆炸大王”称号，并被评为“胶东民兵英雄”，在齐鲁大地上书写了地雷战的传奇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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