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上将陈仪被押去刑场，监刑的蒋鼎文给他送来酒菜，陈仪怒斥：“不必了，若念旧情，给个痛快，子弹往头上打！”谁知，这句话竟让背叛者汤恩伯遗臭万年。
蒋鼎文后来跟人提起这件事，总是摇头叹气。他说陈仪那个脾气，一辈子没变过，到死都是这样。而那个应该出现在刑场上的人——汤恩伯，此刻正躲在台北某处窗帘紧闭的房间里，等着收音机传来消息。
这两个人的纠葛，要往前推二十多年。
1924年，陈仪在浙江陆军第一师当师长。有一次他到部队巡视，一个站在排尾的小排长引起了他的注意。军装洗得发白，肩膀垮着，整个人看上去没什么精神。这人就是汤恩伯。本来陈仪也没多留意，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改变了看法。
那年在雁荡山一带剿匪，部队中了埋伏，被围在山里出不去。别的军官都在研究突围路线，汤恩伯却带着人在崖壁上找路。他用竹子做成简易信号筒，靠着山势的掩护，愣是带着半个连从一条几乎垂直的缝隙里钻了出去，绕到匪军背后打了一阵冷枪，给大部队撕开了一个缺口。
陈仪听说这事后，特意把汤恩伯叫来问话，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不怎么会说话，但脑子很活，胆子也大。
从那以后，陈仪就开始栽培他。先是提拔，后来看他有带兵的天赋，决定送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钱不够，陈仪把家里祖传的一方端砚卖了。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东西，跟了他大半辈子。
汤恩伯到了日本后，陈仪每个月给他寄五十块大洋生活费，而他自己家那段时间过得紧巴巴的，连过年都舍不得添新衣服。
1931年汤恩伯毕业回国，在陈家的祠堂里正式拜陈仪为义父，磕了三个响头，说要养老送终。那年陈仪四十八岁，汤恩伯三十二岁。这层关系在当时的军界人尽皆知，大家都说陈仪眼光好，捡了个好苗子。
汤恩伯回国后的仕途确实顺利。抗战时期他在台儿庄打出了名气，虽然后来在河南时闹出了民怨，“水旱蝗汤”的说法传得很广，但因为有陈仪的面子，加上他自己善于经营，在蒋介石那里的位置一直很稳。到1948年，他已经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管东南半壁的军务。而陈仪也在这一年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
表面上看，这对义父子的关系依然很好。汤恩伯来看望陈仪的时候，照样下跪请安，照样一口一个“父亲大人”。但暗地里，两个人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北伐后又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见过太多兴衰更迭。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陈仪不想让浙江再遭兵火，暗中开始和共产党方面接触。
1949年1月，陈仪派外甥带着一封亲笔信去上海见汤恩伯。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劝他认清形势，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不如让开一条路，也算给江南百姓积点德。陈仪相信，以他和汤恩伯二十多年的情分，这份信应该能起到作用。
但他错了。
汤恩伯拿到信以后，连夜去了溪口，把信交到了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当即下令逮捕陈仪。签署逮捕令的，正是汤恩伯自己。他签字的时候手在发抖，但还是一笔一划写完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2月，杭州梅花碑的浙江省政府官邸，卫兵冲进去的时候，陈仪正在练字。他写的是文徵明的行书，笔锋很稳。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他没有说什么，放下毛笔就走了出去。从被捕到押送去台湾，他始终很平静。
在台湾被关押期间，蒋介石曾派人来劝降，说要写个悔过书就行。陈仪不写。又有人说，只要表个态，和共党划清界限，事情还有转圜余地。陈仪还是不理。被关了一年多以后，军事法庭以“煽惑军人叛逃”的罪名判了他死刑。
行刑那天，蒋鼎文带了酒菜来。他们当年在陆军小学就是同学，后来分属不同派系，但私下一直有往来。陈仪看到竹篮里的酒菜，没有动筷，只说了那句话。
枪响之后，陈仪倒在泥地上。这年他六十七岁，没有家人来收尸。
汤恩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出卖了义父，表面上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总统府对他的态度已经变了。那以后，他手上的兵权被一点一点削掉，开会的时候被安排到后排，以前围着他转的人也都散了。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窗帘一年到头拉着，很少见客。
1954年，汤恩伯查出胃癌，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只批了三百美元，连旅费都不够。他只好变卖了一些东西，勉强凑足了路费。在东京的医院里，医生打开他的腹腔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肝脏，没有办法手术了。
临死前几天，他一度陷入昏迷，嘴里反复念叨着“浙江”“金华”“火腿”这几个词。身边的人听不明白，只有少数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时，陈仪曾给他寄过一条金华火腿。那条火腿在路上耽搁了太久，送到时已经长了绿毛。汤恩伯舍不得扔，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剩下的煮了汤喝了。
这个细节他记了很多年。
1959年，汤恩伯在东京病逝，骨灰运回台湾，葬礼来的人不多。蒋介石始终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评价。而陈仪的坟，在台北六张犁荒了六年才有人悄悄立了块木板当墓碑。两个曾经以父子相称的人，最后都埋在了这座海岛上，中间隔着两座山头，再也没能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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